根據刑法第338條規定，違反國家規定，排放、傾倒、處置有放射性的廢物、含有傳染病病原體的廢物、有毒物質或者其他有害物質，嚴重污染環境的，構成污染環境罪。構成該罪的行為方式包括排放、傾倒、處置三種。司法實踐中，對于以排放、傾倒的方式污染環境的，一般不會發生爭議，但對于什么是“處置”,危險廢物，特別是收集、儲存危險廢物后予以遺棄是否屬于污染環境罪中的“處置”行為，經常出現爭議。如，李某為謀求非法利益，在一年內收集醫藥、化工企業產生的危險廢物1200噸，使用牛皮紙包裝袋、塑料編織袋、玻璃鋼罐等儲存在租用的廢棄農家院里，獲利100余萬元。由于無能力處理，李某便將上述危險廢物遺棄在該院落。后因包裝袋破裂，異味刺鼻被人舉報而案發。政府部門緊急處理該批危險廢物，支出高額費用。

對于上述收集、儲存最后遺棄危險廢物的行為，有觀點認為，因不是行為人主動把危險廢物推到外界環境中，不屬于刑法上的處置行為，不應當構成污染環境罪，可以根據危險廢物管理相關規定，對行為人進行行政處罰，相關部門也可以提起公益訴訟，讓行為人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。但筆者認為，收集、儲存危險廢物后予以遺棄，屬于污染環境罪中的處置行為，嚴重污染環境的，構成污染環境罪。

理由如下：

首先，現代漢語詞典對“處置”的解釋為處理，是對具體的事務、物體等進行處理。至于如何處理，方式多種多樣，并無特別限制性含義。從文意上理解，收集、儲存危險廢物后予以遺棄，也是對物體的一種處理方式，應當屬于處置的一種方式。另外，2016年最高法、最高檢《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》（下稱《解釋》）第16條規定：“無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，以營利為目的，從危險廢物中提取物質作為原材料或燃料，并具有超標排放污染物、非法傾倒污染物或者其他違法造成環境污染的情形的行為，應當認定為‘非法處置危險廢物’。”該司法解釋將“利用”認定為處置的一種方式，也說明處置是個開放性、包容性的概念，處置的方式不一而足。

其次，對于處置的內涵和外延，目前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。對于處置的理解應當采用相對寬松的標準，不能限制性地理解為，只有主動將危險廢物脫離于自己掌控的方式才是處置。實際上，只要行為方式與排放、傾倒方式效果具有類似性、相當性，對環境具有同樣的社會危害性，除排放、傾倒以外的對危險廢物的任何非法處理方式，都屬于污染環境罪中的處置。排放、傾倒是污染環境罪中兩種具體行為，也是污染環境罪中最常用的方式，具有普遍性。但犯罪行為通常多種多樣，犯罪嫌疑人也會通過采取規避法律的方式逃避打擊，處置成為除排放、傾倒以外的兜底性規定，也使懲處污染環境犯罪法律規范更加完善。

再次，收集、儲存危險廢物后遺棄或者置之不理，屬于處置的一種方式。在日常司法實踐中對于處置的理解，容易與收集、儲存、存放等行為方式發生認識上的對立。認為收集、儲存到后來的遺棄等沒有對危險廢物進行處理，不屬于刑法上的處置，從而不構成污染環境罪。這種觀點的不足之處在于對處置的理解過于簡單化。處置行為可分為積極處置和消極處置，積極處置如焚燒、掩埋等，是常用的處置方式；消極處置如收集危險廢物后因無處理能力或者處理費用高昂等原因，將危險廢物遺棄、置之不理等，這同樣也是處置的一種形式。對于收集、儲存危險廢物后予以遺棄的行為方式來說，其貌似沒有將危險廢物主動推向社會，但其危害后果最終必然是由社會來承擔，對環境的危害也是不言而喻的。因此，這種行為與排放、傾倒危險廢物所造成的危害結果是同樣的，應當屬于處置的范圍，當這種行為造成嚴重污染環境時，就構成污染環境罪。

綜上，根據《解釋》第1條第2項“非法排放、傾倒、處置危險廢物三噸以上的”規定，收集、儲存危險廢物達到三噸以上后遺棄，應當認定為“嚴重污染環境”，構成污染環境罪。